在我国现代诗歌史上，徐志摩的确是最耀眼的星月。如果没有徐志摩，现代诗歌的痕迹几乎要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干干净净，不会留下任何的东西。但是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《再别康桥》、《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》、《沙扬娜拉》、《雪花的快乐》的绚丽与悠扬所迷醉的时候，是不是对他应该致以最崇敬的膜拜呢？徐志摩是不是一个诗界的天才？或者他只不过是个时常吟风弄月的多情种子罢了？

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文学的天才，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来看。那些经历了时间的磨洗之后仍然能熠熠生辉，震撼一代又一代读者，使人类的灵魂因而受到滋养和安慰的作品，是判断一个作家历史价值的最好依据，亦是他才气的明证。认真地审视徐志摩的诗歌，我们不能说那不是纯粹的诗歌，那不是心灵鲜活的跳动，那不是灵魂的呼吸。但是，我们只能说，那是纯粹的关于个人爱恋的诗歌，那是为尘世理想之爱而鲜活跳动的心灵，那是为了爱的理想而生生不息的灵魂。这样的心和灵魂孕育的诗，这诗一般的心和灵魂，会让每一个曾经热恋或不曾热恋的人感动和共鸣。但是，这样的诗歌，只是一种浅吟低唱，它的美是涓涓细流，不是长江大河的奔流。正如他自己在《读雪莱诗后》中所说“我喜欢读轻灵的诗；太浓郁的实在不能领会”，“我实在够不上读雪莱，因为他太浓厚伟大了”。而且他还这样评价雪莱：“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对于理想的美有极纯挚的爱。不但是爱，更是以美为一种宗教的信仰，他之所谓美不是具体的。他以为美食宇宙之大灵，美是宇宙的精神，美的精神便是上帝。宇宙万物以美而生。”他还说诗人是接受灵感的祭司，是世界的立法者。所以，他应该在文章的最后加上一句孔子式的感叹：“于我何有哉！”胡适曾经这样评价他：“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‘单纯信仰’，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：一个是爱，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美。”他的确是当得上这样三个词，但是，他是在与雪莱不同的另一个层次，即世俗的层次。他把这些都寄托在对理想爱情的超常的渴求和梦想上。林徽因和陆小曼是它们的载体，他对她们的情感是“蝶恋花”。而他自己的诗作，就是这样一种情感触目惊心的履痕。

有人在采访顾城的时候问他：“你认为大诗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？”顾城说：“我认为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，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，一个注视着酒杯、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，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、思想、情感的灵魂，一片为爱驱动、光的灵魂，在一层又一层物像的幻影中前进。他无所知又全知，他无所求又尽求，他全知所以微笑，他尽求所以痛苦。他……用一个词把生命从有限中释放出来，趋向无限使生命永远自由地生活在它主宰的万物之中。他具有造物的力量。除了这个最重要的条件……需要土壤、音乐、历史、道路、浓烈而纯美的民族之酒，需要语言，没有一种在大峡谷中发出许多回声的语言，成功是不可能的。”也许这是顾城的一种夫子自道，但用在他身上的确实合适的。然而我们似乎不能把这种标准用在徐志摩的身上。我们不能说他的诗歌没有灵魂，他的诗歌也有绝美的音乐——清新轻灵的抒情。但是说他的诗歌里没有“历史、道路、浓烈而纯美的民族之酒”应该是准确的，他的诗歌语言，也还没达到“在大峡谷中发出许多回声”的程度。

具体地从他那个时代来说，他诗歌的艺术性，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，戴望舒闻一多之辈是及不上的。但是他的诗歌，没有能成为时代的传音，没有成为民族集体的抒情，这也就是他的《再别康桥》不及《雨巷》之处。

他的诗歌没有指向终极的意义。对比他最崇拜也是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印度最伟大的诗人泰戈尔，一切就会更为清晰。

诗的目的是什么？泰戈尔说：“我们诗人使人超脱欲望。”

泰戈尔说：“诗是新生孩子的呼声，使应合宇宙的呼声的。”

还有更过分的评价呢——“志摩感情之浮，使他不能为诗人，思想之杂，使他不能为文人”。徐志摩在引用这两句话后承认：“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评语。煞风景，当然，我的幽默不容我不承认他这来真的辣入骨髓的看透了我。”徐志摩终其一生并没有真正地为诗歌本身迷醉过，狂乱过，所以他没有他的诗歌道路。他内心的诗意最终在和陆小曼的庸俗堕落的斗争中被消解。

普希金死于维护爱情尊严的决斗，雪莱死于大海的拥抱，拜伦以英国公民的身份而成为希腊的民族英雄，在一场大雷雨中结束了生命，徐志摩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坠落……但是，徐志摩的名字显然不如其他几个辉煌。因为其他任何一个都可以代表一个国家，代表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但是，徐志摩能代表什么呢？

那么徐志摩的对于诗歌的伟大贡献何在呢？徐志摩和闻一多一起，提倡了诗歌“格律美”、“建筑美”、“绘画美”的三美主张，并成为实践三美最成功的代表。因而在新诗的历史上创建了现代诗的规范形式，这正有点像唐初的王、杨、卢、洛。可惜，徐志摩的实践因为诗人悲惨的爱情遭遇而受到极大的损害，年轻的诗人早早的逝去，他的创格的新诗几乎成为一种绝响。我们今天因苦于读不到好的诗歌的，无法从现代诗歌中有所收获的时候，我们不免要想到徐志摩。想到他对新诗创格的积极的追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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